华干林
我的大学梦始于15岁,那时我是个青涩少年。
我的故乡,是一个地处偏僻,交通不便的水乡小村落,到我记事为止,只出过一名大学生。
让我做起大学梦,那是上世纪70年代初,推荐首批工农兵上大学,我们村上有一个插队知青被推荐上了中专。那时候乡下人分不清什么是中专,什么是大学,都一律叫做上大学。对世事似懂非懂的我,听着大人们描述,大学生是端国家饭碗,做国家栋梁的人。于是便觉得,我将来的人生应该朝着上大学的理想去努力。
一
虽然极不愿意,但不得不再次中断学业
1973年,我初中毕业,国家决定在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时增加文化考试。这是一个风向标,于是我们这一届的初中升高中是通过严格考试升学的。全公社十几所初中,二百多名毕业生,只招六十名上高中,这是我人生中遇到的第一次竞争。我从初中开始就有点偏科,语文是我的强项。中考成绩出来了,果然语文考得很好,数学很低。但是,高中的一位语文老师看中了我,他曾经看过我的作文,又是唐刘中学的语文教研组长。据说在录取时他曾说过这样的话:“我只关心那个叫华干林的学生是否能录取,其他人我不问。”这位老师就是我恩师之一的孔沁梅先生。
高中生活极其艰苦,学校是由原“唐刘农业中学”改办成普中的,课桌用土坯垒成,板凳自带,晚自习用的是汽油灯,灯油钱是同学们一分钱、两分钱凑起来的。学校离家十里路,途中还要摆渡过河,因此,我们只能住宿。住宿的床板自带,有的同学家里没有床板,只得把大门卸下来作床板。开学报到时,我们华庄同批录取的五名学生借了一条船,装上床板、板凳以及其他简单的生活用品,三个人在岸上拉纤,两个人在船上驾船,就这样去学校报到了。
床铺也是自己动手搭起的,全班近四十名男同学挤在一间大教室里。学校里有食堂“代伙”,学生自己带米去,学校代煮。每星期六或者星期天,交七斤米,五毛钱代伙费。早晨每人两勺稀饭,中午一碗米饭,一份菜汤,晚上仍然是两勺稀饭。
尽管是乡村中学,但师资力量并不差,有些教师原本是在县城教书的,被下放到乡下来。华岳老师便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语文教师。有一次班上出墙报,我写了篇稿子,他公开表扬我,称我为“大文豪”,把我给美的!
由于学制改革,我们的高一上了三个学期(先由秋季招生改为春季招生,后又由春季招生改为秋季招生)。1974年暑假,我读完了高一。但这时候,父亲却突然决定让我辍学去学手艺。
父亲出身贫苦,建国初期被选为村干部,上世纪60年代已担任大队支部书记。1967年,因为家庭遭难,我已被迫辍学过一年。后来落实政策,父亲又当上了基层干部。当时上大学是推荐制,父亲很有自知之明,认为这等好事轮不到我,于是让我中断学业,去工厂学一门手艺。农村人有句俗话“荒年饿不死手艺人”。我虽然极不愿意,但少年的我却无法改变父亲的决定,于是不得不再次中断学业,到戴南镇上一个机械厂去当学徒。
戴南镇是家乡方圆百里的大镇,当时有“小上海”之称。我学的是钳工,师傅叫严宝善,手艺极好,人也好,常把我带到他家吃饭。尽管戴南镇上的生活丰富多彩,却拴不住我一颗求学之心。这一年春节,我与父亲大吵一场,我申明了要继续读书的决心。母亲不识字,她常埋怨我的外公重男轻女,没让她上学,使她成了“睁眼瞎”,所以她支持我读书。
在我极力抗争和母亲的支持下,我终于得以重返校园。
二
天无绝人之路,机会果然来了
高中毕业回到家乡,我与父亲又发生了一场“战争”。父亲要求我去社办厂上班,而我则坚持要在农村“滚一身泥巴,炼一颗红心”,走“又红又专”的道路,最终能实现上大学的梦想。但是,在农村干了半年之后,“胳膊没拧得过大腿”,我再次屈从了父亲,又来到戴南镇,在一家不锈钢拉丝厂上班。工厂里的生活对我来说平凡而机械,除了上班,我的业余时间都用看书打发。
天无绝人之路,机会果然来了。
当时“农业学大寨,工业学大庆”运动如火如荼。我的家乡那时还属于扬州地区,扬州地委组织了“农业学大寨工作队”,从地委机关抽调了一批干部到基层。同时,从农村基层选拔一批年轻人跟班培养,我有幸被选中。3月份,在早春的暖风中,我辞别了工厂,来到了“农业学大寨工作队”。
我工作的地点在兴化城南的临城公社。我被分配在“企事业工作组”,这个组共六个人,除我之外,其他5位都是来自扬州地委机关,论年龄都是我的长辈,论资格大多是参加过解放战争的老同志。组长王瑞云还是一位抗战老兵,他是扬州水利局治淮指挥部材料供应科科长,为人极谦和,是我成长过程中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个人。
在工作组里,我是唯一来自农村的青年,有很多不良的生活习惯,几个老同志时时向我指出。这一年,他们把我一个农村孩子培养成了一个文明人。
更重要的是,这一年我真正懂得了如何做人。
工作队的生活很艰苦。几个老同志,都是来自扬州地委机关,住的是公社农机厂临时改造的宿舍,六个人挤在不到五十平米的平房里,住宿办公于一体,没有卫生设施,吃的是厂里的大食堂。
与扬州老首长同事在一起的时光很快就要结束了,这是元旦前的最后一个冬夜,他们第二天将返回扬州。可是晚饭后,王组长却突然发病,于是立即送县医院。这一夜,我一直守护在他身旁。由于他喉管做了手术,已不能说话,只是紧紧抓着我的手,一刻也不松开。
天终于亮了,扬州派来接他的车已经抵达,我扶着他上车,他紧紧握着我的手。汽车开动时,他用微弱的声音对我说了一句话:“争取到扬州上大学!”
三
无心恋战,要回去考大学
时间进入1977年。“农业学大寨工作队”也由“扬州地委农业学大寨工作队”降格为“兴化县委农业学大寨工作队”。这一年,我工作的地点在兴化县陈堡乡向沟村,直接到了农业生产第一线。第一次小组成员分工,每个人都要定到一个生产队。征求我意见时,我说:“哪个生产队最落后我就去哪个队。”
那时对工作队员的要求是与社员同劳动,也就是说,我除了肩负着“农业学大寨”精神的宣传组织工作之外,同时还是生产队里的一名劳动力,每天与农民一起出工,挑担、挖沟、播种、收割的活都干过。这个生产队确实是全村最“落后”的生产队。
所谓落后,就是粮食产量低,社员收入不高。那么提高粮食产量的瓶颈是什么?肥料!郁鹤林,一位老资格的生产队长,他与我分析生产队落后的原因时说:“如果有一千斤化肥,我们队里今年的粮食产量能够超全大队!”
可那是一个计划供应的时代,一千斤化肥谈何容易!村支书告诉我,如果能找到人,可以批到计划外的化肥条子。于是我想到了去年“扬州地委农业学大寨工作队”的老首长们,决定试一试。
没有与任何人商量,我向组长请假到扬州去看望老首长。平生第一次来到扬州,找到老首长,说明来意。老首长赞扬我说:“小小年纪,有这种责任感,不容易。给你解决一吨化肥吧。”这一年我蹲点的这个生产队,总产和单位面积产量,跃居全村第一,社员年终分配得到进入人民公社以来最高的收入。年底,社员自觉“凑份子”,做了一桌菜要为我送行,几批人来请了我数次,我硬是没去吃这顿饭,弄得人家很难过。
告别向沟,回到县城做一年总结,并准备转战下一个目的地。
四
“小子,祝贺你,考上了!”
1978年初,我回到家乡,正是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学生发榜之时。我儿时的伙伴华学诚参加了这届高考,并接到了扬州师范学院的录取通知书。那天晚上,他家请客庆贺,众人贺喜,我却黯然神伤。学诚看出了我的心事,在他的房间里,我们说了一个晚上的话,然后他把一支钢笔送给我。“这支笔陪我完成了高考,现在送给你吧,愿它也能陪同你完成高考,实现理想!”
于是,我谢绝了组织上的一切行政安排,在孔沁梅老师的帮助下,回到母校——唐刘中学,当了一名代课教师,一边教学,一边复习迎考。
转眼就到了1978年高考的日子。因为是第一次参加高考,又没有统一教材,也没有复习资料,完全靠自己平时的知识积累,所以各科考得如何,自己心里毫无把握。
终于等到分数公布的日子,当时文理科均以300分为体检资格线,全公社过300分的有十个人,我的分数309,排第九名。
我没想到自己还有这样的实力;但又很尴尬,因为仅仅过了体检分数9分,没有什么竞争力。接下来填报志愿,没有人能够指导我,完全凭想象、凭感觉。属于我的那张通知书迟迟没来,并且这一年始终没有来……但第一年高考的成绩,却给我提升了冲刺高考的信心。
不气馁,接着干!
1979年我再度参加高考,落榜了。这给我的打击很大,父亲这一来对我更失望了。
夏去秋来,黄叶遍地,我的心绪如秋风般悲凉。
就在这时,一个人的出现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,他就是我的堂伯华义南。
伯伯青年时代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,跟着叶飞将军一直打到福建前线,官至师级。因为他离乡日久,又极少回家探亲,以至我常听说却从未见过这位长辈。这一年秋天,伯伯从部队转业到了扬州师范学院工作,在正式上班之前,他带着全家回乡探亲。
伯伯的归来,在村子里成了一时热点,亲戚本家轮流宴请。轮到我家宴请时,他不免要查问我,我向他报告了两次参加高考落榜的情况。他问我:“还有没有信心再考了?”我说:“当然有!”他又问:“如果我把你带到扬州去复习,明年再考,你有没有把握在今年总分的基础上再增加一百分?”我默默测算了一下,很有信心地回答:“能。”于是他以军人的口气果断地说:“一过春节,你就去扬州复习!”
在焦虑与期盼中,终于迎来了1980年春节,大年初三,我便迫不及待地来到了扬州伯伯家。
伯父刚刚转业到扬州师范学院,全家七口人还住在筒子楼里。伯父伯母要上班,五个孩子中除了大女儿工作之外,其余四个还都在上学,家庭负担很重。他们几个儿子,即我的堂弟们合住在一间学生宿舍里。此情此景,令我十分感动,我暗下决心,一定不能辜负了伯父伯母的一片良苦用心。
高考的日子临近了,我踌躇满志地辞别了伯父母全家,回家参加1980年的高考。
等待公布分数的日子总是那么漫长。8月上旬的一天,大队支部书记如山叔到兴化出差,从我家门前路过,见到我。“干林,别老是闷在家里,跑兴化玩玩去。”于是我随手抓了几件换洗衣服就随他上县城了。
坐了六个小时的轮船到了兴化城。刚坐到一个小吃铺里,就听有人在议论,“高考分数公布了”。如山叔说:“干林,快去看看你的分数!”于是,我飞也似的跑到县教育局,只见那里人头攒动。迎头碰到了高雁,他是我当年在唐刘中学代课时的同事,更是我的老大哥,对我很关心。见到我便大声喊:“小子,祝贺你,考上了!”说着便拉着我的手来到教育局办公楼的山墙前。“喏,在这里,376分,这成绩上扬州师范学院没话说了。”我看着自己的分数,稍稍一算,比去年增加了97分,离伯伯的设想还差3分!
接下来便是填报志愿了,我毫不犹豫地将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填报了第一志愿。因为那里有我的伯父伯母,有我工作队的老首长,有华学诚,还有扬州八怪中的兴化老乡——郑板桥、李鱓。
8月中旬,接到了录取通知书。9月初,我怀揣着追逐多年的大学梦,跨进了扬州师范学院的大门,开启了我人生的新旅程。
责任编辑:煜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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