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9年全家福

吴征鉴与李元昭结婚照

少女时期李元昭

“小时候在个园丛书楼读书，楼上是闺房，楼下是书斋，请了知名的教书先生授课。”这是母亲李元昭经常对大儿子吴昌文说起的话。

李元昭（1909—1996），字俊明，1909年2月18日生。1838年，母亲的高祖李文安购买了扬州个园。在个园长大的她，先后经历了战火纷飞、山河破碎、流离失所、解放新生等大起大落的人生际遇，然而不管世事如何变化，李元昭都依然保持着大家闺秀的从容淡定优雅端庄，舍弃儿女私情，留存家国情怀。

吴昌文是吴氏四杰之一、著名寄生虫学家吴征鉴和李元昭夫妇的长子，1933年出生于扬州，也是同辈中唯一在吴家大院里生活过的。近日，记者采访了吴昌文先生，其言语之间表达了对母亲深深的思念。

喜结连理

李吴两家联姻轰动扬城

1929年初，母亲与父亲喜结连理。母亲曾说：“我们的婚姻是半新半旧的，虽是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但对情况都了解，一切都是自己拿主意。”“婚前他来相亲，那时他还是金陵大学的学生，双方并没有见面，我在屏风后面听他们对话，从屏风缝隙中窥视，只看到大体的轮廓，具体相貌只能靠照片了。”

结婚那天，扬州城一度轰动了。个园李家和道台府吴家都是扬州的大家族，吴李联姻，自然引起关注。李家陪嫁颇丰，那天适逢抓壮丁，送嫁妆的全部改为女性。婚后，父母在南京建立了小家庭。1931年，父亲毕业后，留校担任助教，小日子过得富足安逸。

上世纪三十年代，江苏、山东等多个省份暴发寄生虫病，其中以黑热病最为严重，民众称之为大肚子病，死亡率很高。父亲学的是医学昆虫和寄生虫专业，他抱着科学救国的理想，认为自己应当挺身而出，为民众解除病痛。决定放弃在高校任职的优厚待遇和安逸生活，进入黑热病防治队去疫区工作。

父亲的想法得到了母亲的支持，1933年带着姐姐阿婷和我，将小家从南京搬到贫穷的疫区淮阴居住。父亲深入疫区调查考查，进行科学实验，终于发现和证实一种类似蚊子的昆虫“中华白蛉”是传播黑热病的媒介，为扑灭黑热病找到了途径。

父亲的事业有了进展，在淮阴还喜得一子。1935年年底，二弟吴泽量出生，姐姐阿婷却不幸感染肺炎，因医疗条件差，救治不及时而夭折。后来，父亲出国留学赴新加坡国际抗疟研究班深造，母亲返回扬州老家，1936年底，三弟吴泽奎出生。

颠沛流离

母亲携子奔波千里寻夫

1937年卢沟桥事变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。父亲随黑热病防治队前往云南，在中缅边界为修筑滇缅公路的军民防治疟疾。

华北沦陷后，日军迅速向华东地区进犯，扬州危急，母亲决定回上海娘家避难，那时候外公住在上海霞飞路和合坊法租界内，母亲一个人带三个孩子上路不太安全，她只能做出痛苦抉择，把泽量托付祖母照应，带着我和泽奎回了上海。我记得是乘船从水路走的，途经高邮、兴化，曾在好友王成祖家借宿。兴化是水网地区，我不慎掉到河沟里，不得不连夜生火盆烘烤衣服，带来很大麻烦。不久上海也沦陷了，母亲再次做出大胆决定，去内地寻找父亲。她请祖母把我带回扬州，自己带着襁褓中的泽奎，长途跋涉，千里寻夫。

多少年后，我们才知道，这是一次万分艰辛，充满危险的不寻常进程。母亲先乘船去了香港，再绕道越南、缅甸，从云南入境，终于在边陲小镇芒市与父亲会合。

母亲说：“芒市是少数民族傣族聚居区，人口稀少，荒凉贫瘠，居住条件很差。”

1941年初生妹妹泽云时，不得不用纱布把墙蒙起来，保持清洁，防止感染。云南边境疟疾猖獗，父亲很忙，常出差去疫区。家里再有困难，都得母亲自己扛。有一次，父亲很长时间未回来，母亲生病了，发高烧，孩子嗷嗷待哺，实在扛不住了，母亲请人送信给父亲说“你再不回来，可能见不到我了。”父亲知道事态严重，立即赶了回来。

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，日军向我国西南边境进犯，飞机狂轰滥炸。芒市呆不下去了，1942年底，一家人不得不经昆明向重庆撤退。途经高黎贡山，盘山公路崎岖险峻，非常难走，既要注意行车安全，还要躲避敌机轰炸。经过漫长的长途跋涉，终抵达重庆，在歌乐山安了家。

我记得小学二年级时给父母写过信，错别字很多，母亲把错字都圈出来，在旁边注明正确的写法，回信的时候又寄了回来，后来邮路断了，音讯全无。

1946年7月，父母亲回扬州探亲，再见面时已经八年。敬持叔曾对我说，“你父母回来时，亲友都来相聚。大家要你唱歌给父母亲听，你唱了义勇军进行曲，表现出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。”母亲在扬州生下了小弟立文。1947年初，我和泽量到南京与父母一起生活，全家才真正团聚。

父亲那时是实验院寄生虫室主任，兼苏北地方病防治所所长，在南京的时间很少。家中的生活安排、接待亲友、教育子女均由母亲承担。父亲工资虽然不低，但孩子多、负担重，生活很不容易。

深明大义

母亲支持三个儿子参军

1949年初，国民党败走台湾，动员和胁迫高级知识分子赴台，父亲严词拒绝。母亲的态度也起到了重要作用。母亲曾说：“半辈子了，流离颠沛，历尽艰辛，为什么啊，现在国民政府又不好，我们跟过去干什么？”

1949年，父亲担任新组建的中央卫生研究院华东分院副院长，主持工作。全家搬回南京，我和泽量、泽奎兄弟三人一起考入市立第八中学。新中国诞生时，父亲编了快板词，母亲鼓励四岁的弟弟立文在庆祝大会上表演，歌颂新中国。

1950年底，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，国家号召青年学生参加军事干部学校，抗美援朝，保家卫国。我和泽量、泽奎兄弟三人一起报名参加军事干部学校。我们担心母亲不同意，更怕她伤心。回家后，我对母亲说：“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，我已响应党的号召，报名参加军事干部学校。”母亲非常镇定，她说：“报纸我已看到了，你说的做的都是对的，男儿有报国之志，我不会阻拦。”我们紧张的心都放松了下来。泽量说：“我也报名了！”母亲亦表示支持，她接着说：“你们要知道，你们爱国，娘和你们一样也爱国。”当泽奎说也报名的时候，母亲没有再讲话，我看到泪水在她眼眶中打转，她强行控制着自己的感情。确实泽奎太小，还不满十四岁。

待到发榜时，泽奎没有被录取，继续留校学习。母亲积极参加学校的家长会，支持儿子参军，并被选为家长代表，参加市里组织的活动。她亲自把泽量送到了新兵集结地点。

那段时间，正在放一部《革命家庭》的电影，和我们家情况颇为相似，母亲一边看，一边被感动得泪流满面。

教子有方

勤俭节约成了传家宝

新中国成立后，百废待兴，国家把消灭黑热病列入农业发展纲要，卫生部把这项任务交给中央卫生研究院华东分院，父亲的理想终于有实现的可能，他全身心投入这项工作，开办了两期寄生虫病高级师资班（相当于现在的硕士研究生班），培养和储备了人才。他带领这批学生在疫区边教学边调研，摸清中华白蛉的生活习性和繁殖规律，研究和筛选灭杀的有效药物，经过几年的努力，终于在我国基本上消灭了黑热病。1956年，父亲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1978年，父亲和吴征铠、吴征镒兄弟三人一起参加全国科学大会，他因对中华白蛉的研究和消灭黑热病的实践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。

母亲出身大户人家，生活却非常节俭。节约用水，随手关灯。量入为出，从不铺张浪费。她经常去布店买便宜的布头，制作衣服，以节省开支；毛衣破了，拆了重打，毛线不够了就用其他毛线拼凑，有色差，染成黑色，穿在身上仍很有气质。生活虽不宽裕，亲友有困难，都慷慨相助，亲友来访，都热情接待，深得大家的尊敬和爱戴。她对子女教育很严，除要好好读书外，自己的事自己做，衣服袜子破了自己学着缝，家务事大家要分担。做错了事她会毫不留情地指出，错了必须认错。

我们五个子女都很上进。泽量录取在航校，进入人民空军，参加了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，立有战功，后转业任南京市老干部局局长。泽奎考取浙江医学院，继承父业。1982年泽奎赴美，在哈佛大学抗癌研究实验室工作，成为高级研究员；我录取在炮校，但我没去前线，参加了隐蔽斗争战线，遂被调入公安机关，成了“老公安”；泽云在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毕业后，进入国防科工委，成为正师级干部、研究员、硕士生导师。立文在第四军医大学毕业后到部队服役，复员后进入北京协和医院，担任癫痫症中心主任医师、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成为这个领域的领军人物，曾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、国际抗癫痫联盟杰出贡献奖。

母亲是大家闺秀，她没有进过正规学校，知书达理，才华出众。除了短期担任中华医学会干事和幼儿园园长外，几乎没有担任过公职。她默默无闻地支持着丈夫的事业，教育好子女。母亲平凡的一生充满了不平凡，为子女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，我们永远深深地怀念她。

通讯员 彭伟 记者 姜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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