■陈社

【祖父】

祖父时常感到对不起父母、对不起人家、对不起……

祖父是扬中人，曾祖父在江心洲上开了家店铺，经营茶叶和杯儿碗的，因大水被淹，举家来了江这边的泰州。曾祖父说祖父聪慧、有静气，是块好料，做生意可惜了，让他读书。祖父便一门心思往私塾跑，“之乎者也”学得头头是道，生意却一窍不通。曾祖父病逝后，店铺转给了旁人，祖父便觉得对不起父母。

他还觉得对不起太太，人家一大家闺秀，嫁过来没过上几天好日子就跟着他受穷——其实祖父结婚前就有了一份工作，在旅社抄抄写写，薪水也年年增加。只是家里负担太重，上有老下有小，常为几个孩子的学费发愁。

1949年泰州解放，祖父辞了旅社的差事，去雇员工会上了班。轻车熟路地干了两年，一天大儿子回来说：“政府号召职员退职，我们应该带头。你们放心，我们夫妻两个有饭吃，全家就有饭吃！”祖父就去办了手续。又赶紧找了两份临时工作，一是帮公园侍弄花草盆景，二是帮书店抄写线装书，每天提着个竹篮或者藤包出出进进的。

过了几年，大儿子出了事，老大夫妇都被带走了。3岁的孙子得帮着照看，祖父辞了公园的事情。抄写古书没有停，无非早上起得更早些，晚上睡得更晚些吧。问题是脑筋不如以前，进度跟不上，尽管人家没有怪他。他还是跑去打了招呼，说你们另外找人吧。人家说：“你不要多想，我们不会的。”祖父更感到对不起人家了。

还算好，老大夫妇回来了。没想到老二又出了事，成了右派，一时想不通，溜回了泰州。祖父急坏了，左劝右劝，终于把他说回了头。还不放心，老二前脚走，他后脚又赶了过去，在昆山乡下的一座木桥上掉下了河。老二心疼得落了泪，向他保证一定老老实实接受改造，不再多言多语。祖父便责怪自己对老二关照太少，让他年纪轻轻一人在外面，感到很对不起老二。

我读小学时，祖父已60多岁，还打两份工

我读小学时，祖父已60多岁，还打两份工，还是提着个竹篮或者藤包出出进进的。老远就看见他躬着背，一步接一步地往前跨，鼻梁上架着的那副眼镜十分显眼，两个滚圆的黑框包着两只厚厚的镜片，挡住了半个脸。

祖父提着竹篮的时候，是忙家务，买菜买盐买柴火什么的，就靠这只竹篮。提着藤包的时候，就是上下班了。那时候这种藤包常见，方形，一只小皮箱大小，上方有两只半圆形的把手。包里装着侍弄花草用的围裙、护袖之类。若是去书店，祖父必得把藤包擦拭干净，垫上报纸，再小心翼翼地把古书样本和抄写好的散页依序包好，放进藤包。回来时，藤包里已换成了待抄的样书和空白的散页了。

公园请祖父去帮忙，讲明每天来半天，一般的事情动动嘴就行了。祖父总是忙上大半天，领导不过意，决定给他加薪。他坚决不要，说如果多拿一分钱，就有悖于自己的初衷，从不与人红脸的人这次竟红了脸。

祖父抄写线装书也有过人之处，他不仅蝇头小楷写得规矩，而且对古书内容颇有所知，很少出错。抄书按字数算钱，费神费时间，尤其那些旁注，字极小，他高度近视，还有白内障，眼睛几乎贴到纸上去了。

祖父每天都排得满满的。清晨则起，先抄书，再去公园上班。午后下班到家继续抄书。傍晚照看一下天井里的花草，点起煤油灯还是抄书。临睡前给外地子女、亲朋写信或回信，记日记及当日收支账目。也不时吟唱几段诗词，或者自作一首半首。日复一日，大致如此。

一天中午，祖父在家门口被一位拉板车的工人撞倒了，出了血。小伙子扶他起身，祖父说没事没事，却站立不住。邻居说看来伤到骨头了，快去医院，把他扶上了板车。

结果是粉碎性骨折，得住院手术，还得静养几个月。板车工急得直哭。祖父安慰他：“不要着急。你放心，我子女多，都有工作，住院费、医药费不要你出！”邻居李爹急了：“陈爹，你不能太好说话啊！大白天把个老人撞成这个样子，别的不谈，要多受多少罪啊？该他出的还是要由他出！”祖父叹了口气：“都不容易噢！小伙啊，以后要注意啦，不能太莽撞。我说话算数，不要你出一分钱！”

小伙子多次登门，想认祖父做干爹爹，祖父不答应，说新社会不兴这个。小伙子还是“干爹爹干爹爹”地挂在嘴上，偶尔还提着一包茶食过来。祖父感到过意不去，非得回礼不可。

【外公】

巷子里的人都说他人好。中年丧妻，一直没有续弦

外公出身贫苦，当过长工，打过短工，在姜堰一家油坊帮工时，每天光从远处的河里往油坊挑水就得30多担。外婆就是油坊掌柜的女儿，那时候两人就有意思了。他后来只身跑到泰州，先在吴公馆打杂，后来被吴家介绍出去学航运，干了10多年，当上了经理。这期间，娶了我外婆，其后又带着孩子来到泰州，租了一条船代理长江到内河的航运，在靠近轮船码头的五时巷安下了家。

外公衣着平常，以棉布长袍为主，整洁，即便旧了，也没有皱巴巴的邋遢相。他中等个子，头皮刮得泛着青光。腰板硬挺挺的，笔直。双眼黑亮，炯炯有神，与唇边两条乌黑的八字胡上下呼应，很威风。他刚住到这儿来的时候，巷子里的人遇见他，估计他未必认得自己，并不主动与他打招呼。他却迎上前去寒暄几句，拜托街坊邻居多多关照，两眼发光，八字胡一翘一翘的，和气得很。

时间长了，巷子里的人都说他人好。或许码头跑得多，见的世面不同，为人行事的格局就不同寻常。邻居家有个什么事，他是必得随礼的，由太太送过去，讲究个拿得出手。巷子里哪段路破损了，他不声不响就找人来补平了，很平常似的，并不当回事宣扬。

左邻右舍不仅记住了我外公的好，还说我外婆贤惠。一个殷实人家的女儿，嫁给外公这么多年，风风雨雨，相夫教子，没听她对男人高言高语过。外婆长得端庄，笑起来更加好看，大大方方的，特别肯帮人的忙，又不多言多语，巷子里的家长里短从不掺和，总是笑脸迎人。不料这么个好人竟一病不起走了，留下了三个孩子。

外公中年丧妻，极为悲痛。办完丧事的那天，多喝了两杯酒，醉了。反反复复念叨：“我太太跟着我吃了苦啦，为我养儿育女不谈，家里的账全是她管，省吃俭用，一个铜板一个铜板地往起攒，不然哪有我的今天啊！”

从那以后，邻居与外公的走动便多了些。外公有了闲空，也会约两位过来喝上几杯。让儿子去“小腊龙”卤菜店切半只卤鹅，到“老正兴”饭店门口摊儿上买些油炸臭干、鸭血百页卷儿、水煮花生，再让大姑娘炒两个下酒菜，龙门阵便摆开了。

外公一直没有续弦，先是风风光光地把大姑娘嫁了出去，是个律师的儿子，在政府里做文员，条件不错。接着又四处张罗为儿子成了亲，媳妇长得俊俏，大脚，能干家务。小姑娘年纪尚小，可怜9岁就没了娘，舍不得，捧在手心里宠，反复叮嘱她：“一定要好好念书！”

外公明显地老了、瘦了，多精神的

一个人啊，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

泰州解放后，外公的航运还在做，只是停掉了自己的航班，到朋友的公司里帮忙，毕竟六十好几的人了。于是公司里跑跑，两个女儿家转转，一副优哉游哉的样子。走在巷子里，跟人打起招呼来，声音依然洪亮，八字胡虽白了不少，依然一翘一翘的，神气得很。

几年以后情况变了。先是朋友的公司歇了业，树倒猢狲散。接着大姑爷小姑爷先后出了事，老病加重，经常卧床不起。再后来就是“三年困难时期”了……

巷子里便不见了外公的悠闲，眼神有些呆滞，八字胡稀稀疏疏，手上多了根拐杖。遇到人虽还打个招呼，但不肯人称他“经理”了，声音发了哑，“咕噜”一声已擦肩而过，敷衍似的。

他常拎着个包出门，里面鼓鼓囊囊的。这样的时候，他都走得比较快，低着头看着脚下的路，有什么急事要去办的样子。一会儿又看见他回来了，还是低着头，慌慌张张地直往家里奔，布包还是鼓鼓的，显得重了些，不知道装的些什么。

外公明显地老了、瘦了，过去多精神的一个人啊，现在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，走在巷子里，摇摇晃晃的，生怕一阵风把他吹倒了。

大姑爷出事后，儿子一家就很少和大姑娘家来往了。外公还去，他不放心。大姑娘家在城里，关帝庙巷，他亲家当年置下的宅第，很气派的。现在住在里面的是两家房客。大姑娘和外孙、外孙女们挤在院子里搭的窝棚里，没有床，乱砖上面搁了几块木板，铺了些稻草。除了小姑娘送过来的一床棉被叠在中间外，旁边是几条发了黑的棉花胎。外公看了心酸，恨自己无力帮姑娘一把。

外公每天都到小姑娘那里去。小姑爷养病的营养是早上一只鸡蛋，做成盐水蛋花汤，滴两滴菜油，撒几片葱叶。以前小姑爷吃之前，都让小姑娘先分一点出来给年幼的孩子补补，后来就留给老岳丈了。外公一早先去小姑娘家，把那几口盐水蛋花汤喝掉，再吃一点留给他的稀饭。歇一会儿，便去小姑娘单位等机关食堂开门。在食堂吃了中饭，再买一点饭菜当晚饭，然后打道回府。

每天早上，五时巷里的石板路上都会响起“笃、笃、笃”的拐杖声，邻居们便知道，老人家到小姑娘家去了。午后一会儿，“笃、笃、笃”的拐杖声再次响起，邻居们又知道，老人家在机关食堂吃过饭了。

外公后来走不动了，让他大孙女每天去小姑娘那儿拿点吃的回来。后来又让大孙女带信过去，说爹爹不要吃的了，他吃不下去了。再后来，他就不声不响地咽了气。

邻居眼睛红红地告诉两个姑娘，你们家的人说老头子是个大肚子饿吼，从食堂吃过中饭回来不到两个时辰，又等不及地把晚饭吃掉了。还说家里的字画都被他偷出去换东西吃了。

【郑爹】

郑爹很不开心，蹲着的人呼地一下站了起来

上世纪60年代，郑爹是我母亲单位的门卫。他来自泰州北郊的老渔行，以前在一家船厂做工，年纪大了，也没有什么退休不退休的说法，便来街上谋了这份活计。不知道他的名字，不论什么辈分的人都喊他“郑爹”，我也跟着喊。

老人家又瘦又矮，满脸皱纹，剃个光头，胡子拉碴，就一个乡下老农民的样子。别看他个头小，饭量却特别大，无论去附近的居委会食堂买还是自己在传达室烧，都装到一个桶状的铝罐子里，总是狼吞虎咽顷刻之间解决。不知什么缘故，吃完之后，他的喉结还得动上一阵子，里面发出咕咕咕的奇怪声音。

我还发现他有一个特别与众不同的地方：总是蹲着。无论站岗还是吃饭还是干别的什么，总是蹲着。蹲在地上不论，即便有凳子他也不坐，而是蹲在凳子上面。我曾问过母亲，母亲说可能与他长期生活在船上有关，习惯了。

母亲对郑爹有所关心，去食堂吃饭时常会留一点饭菜带给他，有时也会从家里带一点吃的给他，还带他来我家吃过饭。看他传达室里的铺盖单薄，曾送给他一些盖的被子和垫的棉胎，还送过他“卫生裤”（较厚的棉织品，近似于现在的运动裤）等衣物。印象深的是一件线衫——那时候许多人家都是找来或买来棉纱手套，拆解后几股纱线并成一股，再手织成线衫线裤，还可以染成不同颜色，权当毛线衣裤穿，我和妹妹、母亲都穿过。郑爹开心极了，说毛线衣（他坚持把线衫说成毛线衣）是城里人才有条件穿的，现在他也穿上了。于是经常解开棉袄扣子，把他的“毛线衣”露出来炫耀。

老人家便要认我母亲做干女儿，母亲告诉他，现在不提倡这些东西，我们家从来不认干亲，不管认不认我们都是一家人，不是挺好吗？郑爹很不开心，蹲着的人呼地一下站了起来，气呼呼地说，我没文化，大字不识一个，你说的道理我不管。你若看得起我就答应，若看不起我就算了。母亲便成了他的干女儿，没有搞任何仪式。母亲仍称呼他“郑爹”，我和妹妹也还称呼他“郑爹”，老人家对这一点也不计较。

郑爹的儿子说他父亲一直念叨着这个干女儿，直到去世

从此，老人家固定在每个星期天的中午来我家吃饭，他都是早早地到，蹲在门前的台阶上看干女儿忙，也会帮着做点儿择菜之类的杂事。每餐必得喝两杯酒，话也多了不少，重点都是他门卫的工作情况，表扬一些人、批评一些人，对有些对他不买账甚至恶语相向的言行十分愤慨。母亲总是和风细雨地开导他，说生活不易，有时有的人态度不好，可能是人家恰巧遇到了不顺心的事，你把人多往好处想，尽量不往坏处想，就不容易生气了。老人家说，你的话我最爱听了。

几年后，我和母亲相继插队、下放。母亲初到泰县乡下不久，老人家步行了近两个小时来看望我们，还特地买来了几只税务桥的烧饼。母亲说你跑了这么远的路肯定饿了，先吃一个充一下饥。他坚持要我们一起吃。于是祖孙三代一人一只吃了起来。母亲吃得慢，刚吃了一半，几个农家小孩跑来盯着她手上的那半个烧饼咽唾沫，母亲便把那半个和留下来的一个一起分给了他们。

我们从农村回城后，郑爹已不做门卫，回了家，母亲便托人到老渔行了解他的情况。不久郑爹的儿子来了，说他父亲一直在念叨着这个干女儿，直到去世。

责任编辑：煜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