外公和女儿们合影，左一为母亲

扬州传统习俗，生日做九不做十，做虚不做实。今年，我们一众子女亲友为虚龄90岁的母亲举办了一场简单而热闹的寿宴。席间，94岁的父亲宣读了亲笔答谢辞，文中深情回顾了二老相濡以沫携手近70年的艰辛历程，令人感怀不已。

父亲母亲年轻时合影

坎坷家世

父亲名叫王建平，1929年冬出生于泰兴县广陵区南郭乡南王家庄一个赤贫农户家庭。

那时老家的一间茅屋上无片瓦，风雨飘摇。祖父王公龙贫病交加，壮年辞世。两位伯父也积劳成疾，相继早逝。一家五口，仅留下祖母与父亲相依为命。

泰兴素重教育，即便是在穷乡僻壤，也有“养儿不读书，不如养口大肥猪”的民间谚语。因此祖母除了白天耕种两亩租田勉强度日之外，还要星夜缝衣纺纱挣点零钱供儿读书。父亲9岁那年上了当地小学，16岁考入泰兴中学。此后入党、提干、参军、转业，一切皆拜读书所赐，诠释了“知识改变命运”的真谛。

祖母目不识丁，生来没有名字，因为娘家姓余，嫁到王家后人称王余氏。直到后来跟着我父亲随军进城，才有了名字——余庶民。父亲曾作如此释义道：余者，我也；庶民者，百姓也。连起来意思就是“我是一个老百姓”。祖母对此虽然不甚了了，但她年过半百总算有了自己的名字还是满心欢喜。因她不会书写，便去刻了一枚私章，这样领取计划票证什么的，就不用再签名字或按罗印了。

父亲出身寒门穷生，母亲却是一位富家千金。

母亲名叫郭辉，祖籍镇江，1933年春出生于上海, 解放前夕随着外公外婆迁居瓜洲。

外公郭少卿一直经商为业，公私合营后担任过瓜洲镇供销社副经理。外婆王玉美祖上就是瓜洲大户人家，根据我的大姨兄考证，在清同治、光绪年间，王家主要经营钱庄、丝绸，人称“王财神”。

外公早年入党，外婆思想开明，他们含辛茹苦将5个子女培养成人，新中国成立初期又让他们服从建设需要去了五湖四海。除了我舅舅郭发琦留在身边之外，大姨郭萍参军去了四川南充，二姨郭琴当兵去了南通，小姨郭慧玲分配去了湖北黄石，我母亲则先后去了高邮、扬州工作。从此星散各地难得归省，外公外婆虽有不舍但却无悔。

对于我父母的自由恋爱，外公外婆抛弃门当户对的陈旧观念，成全了这对伴侣。1956年春节，两人在高邮举办了简朴的婚礼，当时刚授上尉军衔的父亲已从扬州军分区调往高邮县兵役局工作。

兄妹儿时合影，右一为笔者

困难时期

1958年4月，父亲转业地方，先后在扬州专区水利工程指挥部、扬州人民广播电台、中共扬州地委办公室工作。

搬到扬州城时，我们家住在永胜街68号机关宿舍，那是一处由若干民宅群落构成的大杂院。我们分到三间平房，父母住东首厢房，祖母带着我和弟弟住西首厢房，当中一间是客厅兼厨房。左邻靠井的是薛家，右邻临街的是戴家，对面住的是单身小陆。

出了小院内门，火巷尽头是座公厕，那年头一到冬季就会出现一道奇异风景：近郊常年前来拉粪作肥的农民，此时挨家挨户送来两种“土特产”作为酬报。一是稻草，用来铺床保暖。那种垫在身下松软而且带有谷香的感受，成为我们儿时最美好的印象。二是大菜，用来腌制咸菜。因为那时城里在家如厕都用马桶，扬州人称之为马子，延伸到大菜的来历，也就名之为“马子菜”啦。

我3岁时，遇上了三年自然灾害。食物匮乏，饥荒四起。

记得有一次祖母领着我从古旗亭街走到国庆路，在与萃园路口交叉处的一个副食品店买了一块面饼，我拿在手中刚出店门，突然有一个年轻男子从斜刺里冲上前来一把夺去，只见他站在街心狼吞虎咽地啃完了。我被吓得不知所措，手指间还紧捏着一角面饼残块。祖母知他并非坏人，只是饿到极点的饥民，所以并不呵斥驱赶。这是我记事以来刻骨铭心的一幕，永难忘怀。

好在老家农村不时送来一些山芋、南瓜等农作物接济，赶在这时出生的妹妹也被外婆抱到瓜洲代养，一家人总算渡过难关。

四世同堂

农村生活

1967年，作为中共扬州地委办公室副主任的父亲，自然难逃厄运。

1969年12月25日，我们全家五口，包括祖母、父母、我们兄弟二人，在沿街鼓乐齐鸣的欢送气氛中，带着公家折价售卖的全部生活用品，乘着一辆卡车前往邗江县运西公社大李大队大李生产队，也就是习称大李庄的地方落户农村。

我们当时少不更事，转到大李大队小学读书时还是5年级，对于同一间教室里另一半坐着2年级学生的“复式班”教学方式尤感新奇。

父亲心情郁闷，时年76岁的祖母心中虽有不解，但她对于农村生活早已习以为常。母亲则保持着对家父的绝对信任，加之大李庄离瓜洲镇娘家仅有四五里地，所以也能安心务农，和社员们一道学习栽秧割麦。

大李庄的乡亲们非常朴素热情，对我们城里来的新村民照顾有加。刚去那会家里还没建房，寄居在大李庄南头的李映兰家。后来用了800元的安家费建了4间房子，只不过是毛竹梁、芦苇顶、土坯墙、泥地坪，但好歹也盖上了大瓦片，还算宽敞。

乡亲们并没有歧视我们，父亲在落户后刚开始同庄上社员一起劳动，后来便被大队、公社借用帮忙。按他自己的说法，成了贫下中农的朋友，社队干部的助手，建立了真挚深厚的感情。以至于上调回城之后，每年大年初二父亲都要回到大李庄探望乡亲们。

全家下放一年半后的1971年7月8日，祖母得了急病昏迷不醒，大队“赤脚医生”无力回天，那时也没条件将其送往城里的大医院救治，勤劳善良的老人当天与世长辞。

农水情缘

1973年10月，父亲率先上调回城，先后任职扬州地区治淮工程指挥部、扬州地区防震抗震指挥部、中共扬州地委农工部等部门。1978年12月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后，他彻底平反昭雪、恢复副处职级，担任了扬州市农业区划办公室主任。1974年3月，母亲也上调回城，在扬州地区水利局工作，老同事至今都称她郭会计。

返城后，父亲仍与农业和水利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。特别是对于下乡蹲点，父亲早已是轻车熟路。

1964年3月，父亲时任中共扬州地委办公室秘书，就随地委副书记王大林至江都县丁沟公社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，写了蹲点记事《丁沟三月》。

1966年3月，父亲又随地委书记胡宏在原邗江县施桥公社蹲点，还兼任了公社党委副书记。那时地级机关也没什么公车，父亲都是骑着脚踏车前去。下乡之后走村串户，看庄稼，望牲口，访社员，听民声。又请县农科所的专家指导农业技术推广工作，还亲自兼任过公社农校的校长。

1977年7月，父亲再去原邗江县汊河公社胡庄大队蹲点，参与搞农业样板、扩种油菜，办小工厂，在那里结交了许多农民朋友。胡庄有个老大妈还送了他几双用棉麻编织起来的草鞋，父亲说穿起来特别舒坦。

父亲通过自学成为高级农业经济师，并且编写教材办班授课，培养基层干部，选拔优秀人才，有的年轻后生由此脱颖而出，走上领导岗位。

余热生辉

母亲1988年3月退休，父亲1989年12月离休。

我家基本属于“女主内、男主外”的家庭模式，母亲退休后不辞辛劳、操持家务，一日三餐都是由她掌厨。她做的蛋饺和熏鱼，每年都是春节家宴保留的佳肴美馔。哪怕是在三个儿女单立门户之后，母亲还经常让我们带上烧好的菜、汤回家分享。

父亲离休之后，几乎没有停止过参加社会活动，参与编写扬州市志、地方党史5年，担任《扬州年鉴》特聘编辑10年；参加新四军研究会工作活动将近10年；担任《大江南北》扬州联络站副主任11年；担任扬州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委员、青少年教育报告团副团长兼革命传统教育分团长更是长达20年之久。

除了各种义务头衔，他获得的荣誉称号也有不少，如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、江苏省关心下一代先进工作者、江苏省地方志系统先进工作者、江苏省家庭教育工作先进工作者、扬州全市离退休干部增添正能量优秀党员等等。

此外，父亲笔耕不辍，历年来编撰了《扬州旅游》《笑》《爱我扬州二百题》《清心乐》《爱国主义教育资料选编》《扬州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简介》《节日溯源》《晚情》《弘扬长征精神立志成才报国》《拾趣》《纪念抗日战争胜利资料专辑》《歇后语小集》《往事》等，有的正式出版，有的编印成册自得其乐。

父亲90岁时还写过一篇养生“三字经”，道出长寿秘诀为 “三莫”：“人老了，莫自弃；兴趣广，莫自闭；讲安全，莫大意。”多年以来他和母亲确实一直保持良好心态，开展适当社交，注重伤病防范。

如今我家四世同堂，相处和睦，二老尽享天伦之乐，安度幸福晚年，成为我们的精神支柱和生命标杆。

天上四时春为首，人间五福寿当先。愿父母双亲和历经磨难的同时代人春来无恙，福寿绵长！

■王正

责任编辑：煜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