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24年12月,朱自清先生的第一部个人诗文集《踪迹》在上海出版。今年12月,扬州作家韦明铧为怀念朱自清先生而著的《我要一个故乡》创作完成即将付梓。在这本新作中,韦明铧梳理了先生的“踪迹”,以私密的故事、感人的细节串联起朱自清先生伟大的一生。
朱自清先生的一本韦伯斯特英语大辞典,竟然是当掉《背影》中出现过的紫毛大衣而获得的;
朱自清先生面对时代的血雨腥风,也会“由怕而归于木木然”,乃至给了自己“实在很可耻的”的自我谴责;
清正朴实、勤奋向善,不仅是朱自清先生的品性,其兄弟、其子孙们莫不是其遗风的诠释者和承续者。
品读作者与先生后人这篇对话,所有的赞美之词都化成了一种激荡心怀的感动。朴素文字间读者看到一个凡人朱自清,感受到一种不寻常的扬州家风。
■ 韦明铧
应出版社之约,我写了一本关于朱自清先生的书稿《我要一个故乡》。本想请我的老朋友、朱自清之孙朱小涛兄作序,可是他的母亲和岳母同时住院,全靠他两边奔走照应,实在无暇提笔。小涛说,关于朱家的事,我们这些年来谈得够多,请韦兄把我们历年的谈话稍加回忆,整理成文即可。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好办法,就整理出如下对话。
诚朴正直 醒人自清
韦明铧:小涛,有人说朱家是名门望族,是这样吗?
朱小涛:不是。我的曾祖父、高祖父当过芝麻小官,朱家最多只是个小康家庭。曾祖父当了十几年的小官吏,深知官场的黑暗和险恶,他希望儿女们远离官场,饱读诗书,学有所成,于是借苏东坡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诗句中“自华”两字给儿子起名。所以,祖父朱自清的原名叫朱自华。
韦明铧:朱家到底是哪儿人呢?
朱小涛:朱家原籍浙江绍兴。因先人在江苏做官,家住东海,祖父朱自清就在东海出生。后来又因做官的关系,朱家搬到了扬州,我的叔祖父、叔祖姑母们,叔父、姑母们,大都生于扬州,一口扬州话。因为我家和扬州有这样的关系,所以祖父朱自清自称“我是扬州人”。
韦明铧:你见过你祖父朱自清先生吗?
朱小涛:祖父朱自清是1948年去世的,我是1959年出生的。我出生时,祖父已经去世十一年,所以我没有见过祖父。我对他的了解和认识,一开始也是比较模糊的。2004年,我从北方调回扬州,才逐渐走进祖父的世界。
韦明铧:作为孙辈,你对祖父朱自清先生有什么样的印象?
朱小涛:祖父自小爱读书。听长辈们讲,他读起书来,可以整天足不出户,吃饭也要别人提醒。在扬州中学念书时,他几乎把经史子集基本典籍读了个遍。但后来,几次家庭变故使朱家家道中落了,无忧无虑的读书时光成为过去式。中落到什么程度呢?《背影》里有几句话:“祖母死了,父亲的差使也交卸了,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……回家变卖典质,父亲还了亏空;又借钱办了丧事。”这番破败景象,就是祖父朱自清考大学时的光景。这样的境遇,使祖父很小就对穷苦人生活有深切体会,对社会底层充满同情。比如1923年他在温州教书,亲眼目睹一个几岁的小女孩被卖掉,只卖了七毛钱,为此他写了一篇散文《生命的价格——七毛钱》。他在文中悲叹道:“她的悲剧是终身的。”后来祖父到清华大学任教,与学校工友处得很好,平时在路上相遇,他都和工友打招呼。有时候当差给他送信,他会专门多给当差一点钱。工友们帮他做了什么事,他都很客气地说:“劳驾!”大概说得太多,这种习惯居然发展到家里来。有一次祖父叫孩子帮忙倒水,顺口就说:“劳驾,倒杯水。”我的继祖母陈竹隐后来说他:“以后不要这样和孩子讲,显得没有父子情分。”祖父这才注意不在家里用“劳驾”这样的词语。
我有一次去北京看望继祖母,她说扬州人受不了北京冬天的冷。祖父当时只有一床薄被子,冷得不行,躺下以后,让人用绳子把被子绑在脚底下,防止走风。祖父就这样在被子里读书。还有一次,祖父在书店看中一本新版韦伯斯特英语大辞典,定价十四元,相当于他一个学期的学杂住宿费。他咬咬牙,把那件在《背影》中出现过的紫毛大衣当了,买了辞典。那件紫毛大衣,再也没钱赎回。
祖父是个至情至性的人,惟其如此,他的散文才注满情义,打动人心。
韦明铧:在你眼中,朱自清先生究竟是伟人还是常人?
朱小涛:我的祖父完全是个常人,他与我们大多数人一样,在生活中有欢乐也有苦恼,有成功也有坎坷。他的兴趣很广泛,嗜好美食,喜欢烫干丝、狮子头、包子点心,特别喜欢吃花生米。他喜爱旅游,对山水格外留恋。他对先生和老师永远保持着一份敬重。他从来不觉得自己有多聪明,因而学习总是很努力,从小梦想做一个文学家,到最后真的梦想成真了。
在祖父的日记中,我经常读到这样的字眼:“我太自私了”“过于懒惰”“不够努力”,等等。1926年,他亲身经历了“三一八”惨案,目睹了血雨腥风的场面,后来写成了《执政府大屠杀记》一文,痛斥当局的暴行,但他也坦率承认,自己当时有点害怕。对于自己的“由怕而归于木木然”,他自责道:“实在很可耻的。”这正是他诚朴正直天性的自然表露。
韦明铧:你祖父的婚姻情况如何?
朱小涛:我祖父前后有过两次婚姻。他的结发妻子武钟谦,扬州人,我的祖母,生三子三女(幼子早夭),因病去世。他的继室陈竹隐女士,成都人,我的继祖母,生二子一女,也已去世。
清正严谨 朱氏兄弟
韦明铧:朱自清先生兄弟姐妹的情况怎样?
朱小涛:祖父朱自清共兄妹四人,祖父朱自清是老大,二弟朱物华,三弟朱国华,小妹朱玉华。
韦明铧:请你谈谈二叔祖朱物华先生。
朱小涛:二叔祖朱物华是我国电子学科和水声学科奠基人之一、中科院院士、上海交通大学校长,培养的学生有杨振宁、邓稼先等。他和兄长朱自清一样,一身正气,热爱祖国,严谨治学。二叔祖是一级教授,每个月工资三百六十五元,但他只拿三百元,说人不能太贪心。
二叔祖朱物华继承了朱家忠厚的品质。上世纪五十年代,二叔祖奉调从上海交大去哈尔滨工业大学,走前处理房产,他把自己买的衡山路三层小楼以两千块的低价卖给一对退休夫妻,因为老人拿不出更多的钱了,他很同情这对老人。周围的同事提起这件事,都说二叔祖迂腐。八十年代,二叔祖随政府代表团出国访问,看到有媒体报道,说朱物华教授不仅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,还用三个月的时间掌握了俄语。二叔祖大为光火:“胡说八道,我哪有这样的本事!”他让人去和媒体交涉,要求更正。
二叔祖八十多岁时,交大领导看他年事已高,给他配了专车。他不肯要,再三推辞,终于拗不过众人,被大家拥进车里。车子载他回家后,他一下车便做了一件惊人的事:立即步行返回学校,再步行回家,以此证明自己还有行走能力,不必乘车。1989年秋,八十七岁的二叔祖步行上班途中,被一个冒失的年轻人骑自行车撞倒,头部血流不止,急送医院。交警扣下了年轻人的自行车。年轻人知道自己闯下大祸,带着礼品到医院探望,二叔祖只说了一句“不收”。随后,他挣扎着起来,颤颤巍巍赶到交警队,为年轻人说情:“他不是故意的,把车还给他,以后小心就行了。”
二叔祖有三个孩子。老大考取交大时,他有点不高兴,觉得有瓜田李下的嫌疑,怕别人说他是搞关系,于是宣布另外两个儿子不准考交大。结果一个儿子以第七名成绩考上清华大学。二叔祖还不信,让人打电话问招生办,是不是搞错了名字,要求对方务必仔细核对名字。
中国知识界赞誉朱家兄弟,说“北有朱自清,南有朱物华”。他们兄弟一文一武,一南一北,如同双星闪耀,也是朱家的骄傲。
韦明铧:再谈谈三叔祖朱国华先生。
朱小涛:祖父的三弟朱国华,厦门大学法律系毕业。抗战胜利后,在无锡地方法院担任检察官,任上也是两袖清风。有一次,他在路上遇见一名富商,富商见到他就弯腰鞠躬,迅速拿出几根金条往他怀里塞。三叔祖吃了一惊,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原来这是一位开银楼的商人,有一桩官司经三叔祖审理获得胜诉,使其免于破产,富商以此表示感谢。三叔祖就说:“胜和败都依据法律,我没有做什么,东西不能拿。”富商随身掏出一支派克笔,一定要做个纪念。他一看推不掉,转身就走了。
1953年,由于所谓历史问题和海外关系的牵连,三叔祖被剥夺了工作权利,失业在家多年,生活困难,但是他没有一味抱怨,而是每天义务扫大街,给孩子补文化课。一家五口的生活全靠妻子支撑。本来想要二哥朱物华安排一个图书馆工作的位子,但二叔祖不肯滥用职权。不过,在那几十年里,二叔祖一直拿自己的工资接济弟弟。
1988年,已经八十二岁的朱国华才得到平反。
韦明铧:叔祖姑母朱玉华女士能不能也谈一谈?
朱小涛:我听过姑奶奶朱玉华一家的故事,但多年来始终未能找寻到线索。家中至今还保存着一封姑奶奶朱玉华写给父亲朱闰生的书信。直到后来,机缘巧合,我见到从台湾来扬州旅游的表叔周蓉生,才知道姑奶奶朱玉华一家的事。
在朱自清故居内悬挂着的朱自清家世简表上,记录着朱自清弟弟朱物华、朱国华及其后人的简要生平事迹。唯独妹妹朱玉华这一支系,仅仅记录着她是南京师范学校毕业,曾任小学教师,后随夫赴台等简况,以及1908年至1989年的生卒年。她的子女也只记录了名字,其他资料欠缺。这一次,海峡两岸的朱家人终于联系上了。
崇德向善 朱门家风
韦明铧:朱自清先生的子女辈,也就是你父亲这辈人的情况如何?
朱小涛:我父亲这一辈,兄弟姐妹七八个,几乎都继承了祖父、叔祖父的遗风。例如我的父亲朱润生,是朱自清的次子。《荷塘月色》里有一段描述“妻在屋里拍着闰儿,迷迷糊糊地哼着眠歌”,那个闰儿就是我父亲。父亲临终前的几个月,我在家陪侍他老人家。为了让他开心,我用戏谑的笔法写了一篇父亲的小传。其中有这样几句话:“其人心地良善,性情平和。一身正气,崇德向善,诚以待人,讷于言而实于行,上尊长辈,下示后代。不喜名利而尤嗜美食。今虽八十有六,疾患在身而此性未改。岂非人生一大乐耶?”父亲当时已疾病缠身,又患老年痴呆症,看完小传,他老人家露出了蔼然宽和的笑容,提笔哆哆嗦嗦地在那段话后面写下“很好”两个字。对一身正气、崇德向善、诚以待人几句话,他特别认可。
韦明铧:再谈谈你其他的叔叔姑姑吧!
朱小涛:我的叔叔朱乔森,是祖父朱自清和继祖母陈竹隐所生,后来是中央党校的党史专家、教授。当年,祖父朱自清在拒领面粉的声明上签名后,正是朱乔森叔叔亲手退回了面粉票,当时他只有五岁。受祖父的影响,他一生十分看重节操、修养,爱国敬业,廉洁奉公。他在生活上非常简朴,除了参加重要的活动穿一身西服外,几乎没什么像样的衣服。代步工具是一辆破旧的自行车。在生病戒烟之前,他抽的都是价格最低廉的香烟。但他在对待别人或公家时却表现得非常慷慨。每次为灾区捐款捐物,他几乎是所在教研部里捐得最多的,一次捐款就高达千元。有一次捐衣被,一下捐了几十件,而且是拖着病弱之躯亲自送到教研部。1994年,他被查出身患癌症。手术化疗住院期间,他把病房变成了书房、课堂,在病房里读书写作,给博士生讲课。死神逼近时,他几乎已经无力说话了,依然支撑着虚弱的身体,为博士生批改论文。2002年,六十八岁的叔叔被癌症夺去了生命。
我的姑姑朱韵,是三叔祖朱国华的孩子。由于受父亲所谓历史问题的牵连,小学毕业就辍学,十六七岁从上海去云南务农,回城后当车工,自学文化课。1988年,她参加招干考试,此时她正好在上海郊区给一个干部的子弟补课。那位干部说:“报考我们这里的单位吧,我来帮你安排。”她拒绝了,她认为如果考得不好而被录取,这对考得好的人是一种不公平。结果,她以第一名的成绩被中国银行录取。
韦明铧:可以谈谈你的大伯父朱迈先吗?
朱小涛:我的大伯父朱迈先,是祖父朱自清的长子。1933年,祖父把他从扬州接到北京,考上崇德中学,并在学校秘密入党。他曾对他的好多同学产生过影响:孙道临、黄宗江、杨振宁。在孙道临、黄宗江的回忆文章里,都提到我大伯父朱迈先。孙道临说,他的第一篇作品是在朱迈先鼓励下写的。
2009年我接待杨振宁先生时,他跟我提起大伯父朱迈先,说他们是北京崇德中学的好友,他专门询问过朱迈先的下落。大伯父朱迈先在卢沟桥事变前已经入党,一直从事抗日救亡活动。据与他共事八年的抗战老兵谭涛说,朱迈先平时喜欢学习,阅读进步书报,文化水平很高,有学者风度,没有官僚习气,平等待人,以理服人。他还给同事介绍艾思奇的 《大众哲学》一书,后来策动了国民党一个师起义。解放后,大伯父被分配到广西桂林中学当教师。
大伯父曾说:“以我的职位捞点是很容易的,但是我不能给父亲脸上抹黑,更不能做对不起国家,对不起老百姓的事。”
韦明铧:你们孙辈的情况怎样呢?
朱小涛:到了我这一辈,我的堂兄、朱自清的长孙朱寿康,由于受到他父亲朱迈先的牵连,他插队六年返城后,当时哪个单位都不要他。恢复高考后的1978年,他考了三百九十多分,仍因历史问题没有被录取。高考第二次扩招后,终于被南宁师范学校录取了。毕业后,他回到母校南宁三中当老师,几乎年年都是先进工作者,还被评为全国师德模范、广西特级教师。多少年过去了,提起朱老师,认识他的老师和学生仍然竖起大拇指。堂兄对我说:“我虽然没有见过祖父,但祖父的人格和品行是我永远都要学习的。”
韦明铧:小涛,朱家都是朴实、正直而又勤奋的人,朱家的家风怎么样呢?
朱小涛:我们朱家并没有专门制定过家规家训,也没有刻意营造过家风。但是朱家几代人,确实都具有一些共同的性格和品质,这也许就是无形家风的力量吧。
祖父朱自清给我的父亲朱闰生写过一封信,信中说:“第二次汇的十万元也收到了。”背景是当时我父亲已经开始工作,知道爷爷一个人在清华教书的薪水,承担全家那么多口人的生活很吃力,所以父亲一找到工作,便想办法给爷爷寄点钱,这已经是第二次了。别看爷爷在清华教书,可他的生活一直比较拮据,因为家里人口多,负担比较重,以至于父亲读到高二就中途辍学了。接下来,祖父在信中说我父亲调到了编辑组“实在跳得太快了些”。父亲本来在《中央日报》做校对,自己比较认真努力,就被调到编辑组,后来就在《中央日报》搞地下工作。信中爷爷指出,父亲实在跳得太快了些,他认为父亲的“学识和经验还不够”,并没有因为父亲工作上的“上升”而表扬他,反过来叮嘱父亲“事已如此,只盼望你努力尽责”。接着,爷爷要求父亲补习英文以充实自己,让他多读点书,工作谨慎,认真负责,提醒他“切不可因为跳得快略有骄心”。从这封信中,可以看出作为长辈的爷爷,是如何严格要求父亲的。这种严格要求其实也是一种关爱。
一身正气,一心向善,诚以待人,慎于处世,谨于言而笃于行,上尊长辈,下示后代——这是朱家几代人的风格,姑且看作是朱家的家风吧。朱家后人中没有做大官的,也没有富豪,都过着平凡普通的生活,但是一种内心宁静、平凡普通的生活不也是一种幸福吗?
笔行至此,口占一绝:
背影无情老将临,荷塘依旧叶亭亭。
此生安得并州剪,烦恼尽除人自清。
责任编辑:煜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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